北大未名讲坛
主持人：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大家今天晚上能够来到未名讲坛第二期。几年前在一期凤凰周刊上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这样一个人。说有一个人，他特别像教父，因为他总是穿着一身黑，然后里面都会配一个白色的衬衫，他卷烟卷特别熟练，但是他总是不笑，这是第一个描述。第二个描述是说，他特别像一个老师，因为不管遇到什么话题，他都能滔滔不绝的讲，而且从来不怯场。第三个或者说是一个更贴切的说法，说他啊，是一个像蜈蚣一样多足的文化人，恩，有点可怕啊….这是这么三个描述。就在他年少的时候，一次次的叛逆，一次次的逃离生活的出口，他在不断的在思考，在不断的在传播。他希望自己每天都在不断的改变着，而且希望通过自己的改变影响他人。就这样，翻走游走于各种媒体之间，这样一个育人遁世多绝的人物，今天将站到我们的三尺讲坛上，为大家揭开“知识人的社会角色”。掌声有请梁文道先生！ 梁文道：大家晚上好，我觉得很尴尬，就是我昨天才知道原来今天是海子逝世二十周年，那么恰巧他有一部全集出版，而且时间好像也是今晚这个时候。早知道如此，我是不应该安排在今天的，我觉得大家应该去那边，真的，所以我觉得很抱歉。其实我原来之前的这个题目呢，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这个是副题，原来有一个主题，那个主题呢大概在传的过程中消失了，那个就是传着传着，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就是传到最后就不见了，那个主题叫做知识分子应该上电视吗。副题才叫做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可是呢，我不是纯粹要讲知识分子应不应该上电视的这个问题，而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课题，我们很难在这短短的两小时内和大家探讨的非常清楚。我只想抓住一个主线来谈，抓住什么主线呢，就是知识人或者知识分子，他的自律性的问题。我讲的自律不是严格纪律这指的那个自律，而是哲学意义上的，大家如果在座有念哲学的朋友知道，autonomy那个自律，他律自律的那个自律，那么从这边呢，我就想，既然今天是海子逝世二十周年，我想先从诗人开始说起。 梁文道 ：我们知道，阿多诺，有一句名言，他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历史上常常出现很多类似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是在于，在追求所谓的艺术的神美的很纯粹的愉悦上面跟社会责任之间你应该怎么选择这个问题。我第一次亲身体验这个问题是在二十年前。那一年的夏天，香港是一个疯狂的城市，那么当时呢，我那时候刚刚十八岁，刚刚十七八，我想。我第一次去参与实验剧场跟小剧场的制作，就我人身第一场剧场作品，因为我以前其实是搞剧场的。然后当年呢，我在做那个剧场的创作的时候，我有一帮朋友，一帮剧团的朋友，发生了很激烈的辩论，什么辩论呢，就是当时我们在想，我们应该上街游行，还是在剧场里面继续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实验艺术的创作。我们辩论了整整两天，那么有一帮呢就认为，这已经是什么时候了，都到了整个中国，或者至少是香港要炸掉的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兴趣，在你那个黑箱小剧场里面搞你自己这帮艺术家，这个很自命清高的，孤高的，这个很孤芳自赏的艺术吗？不行，所以有这么一帮我们剧团的成员，要上台演出的人就不见了，他们去游行了。你想想看这个剧怎么搞，是吧。我属于剩下来那一批人。剩下来这一批人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这么说，即便是到了任何时候，都不能让政治成了凌驾性的理由，去凌驾艺术的创作。艺术永远有他自律的一个领域。autonomy，它不应该屈服于一个外在的压力，没错，艺术家也好，一般的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也好，我们把他们普遍称为知识阶层。这个知识阶层这些知识人是要有社会责任的。但是，什么叫社会责任呢？如果一个诗人，他常年的躲在家里面只是写诗，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就没有尽到它的社会角色吗？那是二十年前我第一次经历这个问题，我们就天天辩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如果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阴暗，要我们去做很多的事情之后，我们能不能够容忍自己，只在自己的画室里面去画自己喜欢的画。而且更严重的是我的作品说不定是不反映社会的。假如说你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而你在你的作品里面去完成一个社会使命感，或者说你直接去批判社会的某些现象，或者说去介入社会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但是假如，不，你只写抒情诗，那你该如何自主呢，这是一个在很多文艺人很多作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梁文道：我有一个新喜欢的爱尔兰大诗人，西尼，.本童谣 桃太郎远征魔鬼岛，半醒半睡 看她剪刀针线把旧军服拆开 修改成一条夹裤一件小棉袄 信纸上沾了两片水渍，想是他的泪 如墙脚巨大的雨霉，我向外望 天地也哭过，为一个重要的 超越季节和方向的问题，哭过 复以虚假的阳光掩饰窘态 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关于 公理和正义。檐下倒挂着一只 诡异的蜘蛛，在虚假的阳光里 翻转反覆，结网。许久许久 我还看到冬天的蚊蚋围着纱门下 一个塑胶水桶在飞，如乌云 我许久未曾听过那么明朗详尽的 陈述了，他在无情地解剖着自己： 籍贯教我走到任何地方都带着一份 与生俱来的乡愁，他说，像我的胎记 然而胎记袭自母亲我必须承认 它和那个无关。他时常 站在海岸瞭望，据说烟波尽头 还有一个更长的海岸，高山森林巨川 母亲没看过的地方才是我们的 故乡。大学里必修现代史，背熟一本 标准答案；选修语言社会学 高分过了劳工法，监狱学，法制史 重修体育和宪法。他善于举例 作证，能推论，会归纳。我从来 没有收到过这样一封充满体验和幻想 于冷肃尖锐的语气中流露狂热和绝望 彻底把狂热和绝望完全平衡的信 礼貌地，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写在一封不容增删的信里 我看到泪水的印子扩大如干涸的湖泊 濡沫死去的鱼族在暗晦的角落 留下些许枯骨和白刺，我仿佛也 看到血在他成长的知识判断里 溅开，像炮火中从困顿的孤堡 放出的军鸽，系着疲乏顽抗者 最渺茫的希望，冲开窒息的硝烟 鼓翼升到烧焦的黄杨树梢 敏捷地回转，对准增防的营盘刺飞 却在高速中撞上一颗无意的流弹 粉碎于交击的喧嚣，让毛骨和鲜血 充塞永远不再的空间 让我们从容遗忘。我体会 他沙哑的声调。他曾经 嚎啕入荒原 狂呼暴风雨 计算着自己的步伐，不是先知 他不是先知，是失去向导的使徒—— 他单薄的胸膛鼓胀如风炉 一颗心在高温里熔化 透明，流动，虚无 （热烈掌声） 所以我就暂时先说到这里，也许有人问一个问题，这首诗就是我能想到的关于我刚刚提出一连串问题的我能够给自己一个答案。那么，现在我想大家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呢，我来看看，怎么来解决。 答问环节 1） 宗教是否使人习惯社会的不公与错误（如独裁统治）？ 其实宗教从来都很容易成为政权统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这个书上都看过很多，比如说像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唐朝一度，至少在武则天时期，因为我们知道唐是道家的兴盛，但在武则天的时候，她因为要确立新的法典，曾经想用佛教作为治国的工具，于是当时她从中亚的佛家找到转轮法王的概念，想把自己塑造为转轮法王。我们今天在很多佛教重要的洞窟，都能够找到以武则天她的肖像为蓝本的佛的塑像，就是这个理由。所以的确很多时候，假如这个社会有很多问题的话，但是他又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时候，它是能够试图给予一个合理解释使大家习惯这个社会的公正错误。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宗教也是有另一面的，他在很多时候可以促成反抗。在中国历史上面，很多时候各种反抗运动都是和道教结合在一起的，像五斗米道。所谓的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邪教，有很多其实是一种跟宗教杂合的反抗运动，只不过被当时人认为是邪教。那么直到现在其实在很多国家里面，宗教甚至不只不是意识形态，至少不是一个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还是反抗者的工具。举个例子，譬如说拉丁美洲盛行解放神权，那是一群天主教的神学家神父跟修士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去解释天主教神学。所以当年曾经有一些修士甚至拿血、枪支，走入丛林去打游击战，为的是要解放劳苦大众，迎接神在地上的国。又或者像东南亚的南传佛教的左翼佛教的传统，所谓左翼佛教就是一个激进的佛教，像我们见到的缅甸的僧侣，他们会为了获得一个佛家的正义，跟民众上街游行，只不过这是每个地方宗教的表现情况不太一样，所以跟我们中国见到的情形不太相同吧。 2）您作为知识人和媒体人，找到了这两个领域的平衡点了吗？如果找到了，您是怎么找到的？当找到这个平衡点时，您打开了自己的天赋了吗？ 我的天赋就是我长得帅 ……（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找的这个平衡，但是我每天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真的，我不知道，我只能这么说。 3） 怎么看《中国不高兴》这本书？ 我还没看，我相信我是坐着看。（笑）
